1939年,蒲添生在日本的作品《文豪魯迅》因為對魯迅的思想所做的作品。回台灣後,1947年,又重新做了一尊,當時魯迅的作品都是禁書,在台灣雕塑魯迅也是風險很大,作品雖命名為《詩人》,但雕塑下確寫下《魯迅》兩字。
2009年,蒲添生的三子蒲浩志,利用父親的作品重組出這尊《詩人局部》,目前在成功大學光復校區前有一尊放大版,這種寫實又加入抽象的表現模式,父子之間的藝術對話,作品再生,非常有意義。用手支撐著這顆頭,思想家懷抱著理想希望改變社會,而藝術家的雕塑品,在悠長的時間中,更顯出思想的價值。
踏出了蒲添生故居,我心裡想著我們的立場永遠只有 0 與 1,非黑即白,而藝術家的堅持都不是考慮這個,他們心中永遠認定的事實,不會隨著時代改變,這也是藝術的雋永。
蒲添生本來有機會娶入日本名師的女兒,繼承藝術家業,但他放棄了回到台灣,後來娶了陳澄波的女兒,從日治到國民政府,發生了二二八事件,噤語的年代,這樣的雕塑家,堅定的支持只為藝術服務的信念,時光流逝後回頭看他的作品,魯迅、孫文、蔣介石、連震東等,每個人的個性鮮明的跳出了雕塑品之外,更顯出了那個時代的許多矛盾,但蒲添生利用雕塑記錄了失聲的一代。
晚上,到了天命庵點了秋刀魚,讓我想到了小津安二郎,蒲家三代都是雕塑家,但更早之前蒲添生的祖父是佛像雕刻師,父親是裱畫師,這樣的傳承到了蒲添生不告而別坐船到日本學習藝術,這一切好像就是注定好的一條不好走的道路,這一走,竟然也走了三代。— 在蒲添生故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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